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(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因)

   日期:2022-01-09     文章发布:文章发布    网络转载:生活号    
核心提示:洋务运动是由清朝部分官僚发起和主持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运动,其目的是“师夷长技",以图“自强""求富”。洋务派:洋务运动的主持和参加者被称为“洋务派”。洋务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新、文祥等为代表﹔在地方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及沈葆桢、丁汝昌等为代表。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: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;同年,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,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。1895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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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务运动是由清朝部分官僚发起和主持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运动,其目的是“师夷长技”,以图“自强””求富”。洋务派:洋务运动的主持和参加者被称为“洋务派”。洋务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新、文祥等为代表﹔在地方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及沈葆桢、丁汝昌等为代表。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: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;同年,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,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。1895年甲午战争,北洋水师全军覆灭,洋务运动到此结束。洋务运动的内容: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,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,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,大力开办民用工业。

洋务运动最终失败。因为其”自强”、“求富”目标并未实现。洋务运动虽然作出了不少成绩,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。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:其根本原因是其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宗旨,即只改经济制度,不改政治制度。根本败因:只新其貌、而不新其心。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,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。

第一,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,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,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,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同时,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,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。

第二,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,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,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,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,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。

第三,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,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,坚持“外须和戎”,对外妥协投降,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“稍分洋人之利”作用,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。甲午战争,洋务派标榜的“自强””求富”目标未能实现,洋务运动基本失败。洋务派提倡「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」,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,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。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,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,必定会走上失败.

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“脱亚入欧”,全盘西化,既变“体”又变“用”。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其“一手欲取新器,一手仍握旧物”,只变“用”而不变“体”,“只想新其貌、而不想新其心”。

其实,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,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,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,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。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,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《密陈大计疏》,指出: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,未知政治,然其国中偶有动作,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卿士也﹔付下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,否则止,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自治其国以此,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。”认为议院制度清国“势有难行,而义可采取”。据袁伟时先生考证,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,改进本国的施政。

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《遗折》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:“夫西人立国,自有本末,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,然驯致富强,具有体用。育于学堂,论政于议院,君民一体,上下一心,务实而戒虚,谋定而后动,此其体也;轮船、大炮、洋枪、水雷、铁路、电线、此其用也。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,无论竭蹶步趋,常不相及。就令铁舰成行,铁路四达,果足恃欤?”他恳请清廷下决心“采西人之体,以行其用”。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,指出了中国应“采西人之体”的正确方向,如被采纳,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。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。

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。在洋务运动中,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,垄断市场,压制民办企业。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,人浮于事,效率低下。政府创办,财政补贴,腐败丛生,浪费严重。官办官营,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。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,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,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,建立”大清特色的现代化”,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。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,“中国特色”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,但固守“中学为体”,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,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。

其实,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,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,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,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。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,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《密陈大计疏》,指出: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,未知政治,然其国中偶有动作,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卿士也﹔付下议院议之,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,否则止,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自治其国以此,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。”认为议院制度清国“势有难行,而义可采取”。据袁伟时先生考证,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,改进本国的施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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